【资讯】从全局高度理解稳中求进

从全局高度理解“稳中求进”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张军扩 　　应在解决短期问题中为中长期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并通过阶段性矛盾的逐步化解为中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做好2012年的工作，对于未来相当长时期将产生深远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张军扩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特别强调，要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这一2012年工作的总基调，深刻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以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在解决短期问题中为中长期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并通过阶段性矛盾的逐步化解为中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本次会议确定的2012年工作思路与今后几年的发展取向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联系？　　张军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进一步努力，把我国建成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后发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变，与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变相比，面临的风险更多、难度更大，搞不好很容易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我国当前的发展就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以往的发展为今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越来越紧迫。　　大量国际经验表明，后发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经济原因，即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此前的比较优势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得到更新和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受阻；二是社会原因，即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各方利益关系不能很好协调，或政治、社会管理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导致社会长期动乱而使发展失去必要的稳定环境。无论那个原因，都是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所致。因此，及时更新和转变发展方式，可以说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 “十二五”将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从第一年的实施情况看，不尽如人意。这当中，既有旧的发展方式惯性的影响，也有促进转型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但转变发展方式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2012年是关键的一年，不能再耽误，必须往前走，必须有所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时报：从眼前来看，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比如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较大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好短期问题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张军扩：的确，在看到中长期问题的同时，短期问题也不容忽视。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内投资需求回落以及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变化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下滑压力较大；物价上涨压力虽然有所减弱，但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不牢靠，国内外推高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存在；此外，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风险，比如房地产泡沫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以及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等。紧密跟踪形势变化，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快过度下滑，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及时化解各种风险，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首先是当前国内外背景下应对短期挑战在宏观调控政策基调上的一个正确选择。　　同时，从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着眼，“稳”的目标、方式方法等应当有所讲究。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一个时期的研究结论看，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要设定一个比较合适的增长速度调控目标。速度的大幅度、自由落体式下滑肯定要努力防止，但对于速度的适度回落则不必过度惊慌，特别要防止各地不顾实际盲目攀比增长速度。无论从我国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还是从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需要来看，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都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有利的。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追求过高的速度，而在于未雨绸缪，化解和防范由于速度回落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风险。二是要在设定物价调控目标时为改革留出一定空间。通胀的反弹肯定要防止，但通胀的压力需要逐步释放，不合理的比价关系需要调整，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价格水平。如果调控目标定得太低，就会束缚必要的改革和调整，不利于深层问题和长期矛盾的解决。三是要特别把握好调控政策的力度和节奏。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地方债问题，矛盾都不是一天形成，解决起来都需要一个过程，既要保持调控力度以逐步消除泡沫、化解矛盾，又要避免因操之过急而激化矛盾，增大风险。四是要注意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的协调，为长期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添砖加瓦，而不是相互矛盾。这一点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关系方面尤为重要。在短期调控中，适当的行政性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如果用之过多，就不仅会与长期目标相悖，甚至可能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对象。　　2012年调控中将上述关系处理好了，将有利于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稳中求进”的关系，“稳”更多强调的是短期，短期局面需要稳定，为解决阶段性矛盾创造条件；“进”是面向中长期，推进改革、结构调整、解决社会矛盾都需要进。　　中国经济时报：所以，所谓“稳中求进”，具体一点说，就是会议强调的“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　　张军扩：关于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上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强调过。它跟“稳”和“进”的关系有一定联系，但又不完全等同。需要从转变发展方式的中长期目标出发来理解它们的关系。调结构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属中长期问题。要调结构就不能保持高速度，也需要在物价方面留有一定空间，这样才能给推进改革留下余地。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如果结构不能优化，虽然短期内可以采用需求管理等手段保持增长，但长期难以持续，也会给物价带来较大压力。因此，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健增长，结构调整方面必须取得成效。物价稳定与结构调整、发展速度也密切相关。物价要长期平稳，也必须有好的结构作为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谈到转变发展方式，有一个离不开的词，就是“自主创新”。但是现在，中小企业普遍不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些企业需要怎样转变经营思路以适应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张军扩：企业层面，的确需要转变思路。我们的许多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习惯于依靠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不仅导致低价竞争、恶性竞争，也导致了不利于节能降耗的、粗放的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企业经营者首先要转变思想。要重视引进高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重视产品质量、档次的提升和品牌建设，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从政府方面讲，需要做一些扶持性的工作。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比较低，组织体系也比较松散，而且行业内具有同质化、低水平的特点。加之市场环境不太好，创新成本很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技术创新往往尚未收回成本就被剽窃，这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在鼓励创新的政策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既有激励，又有扶持，合力促进。另外，从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角度讲，需要保持一个相对较紧的市场环境。　　张军扩：是的，较紧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2009年当金融危机冲击比较严重时，我们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在经济环境较紧的情况下，其实企业是会动这个脑子的，它们已经在以各种途径提升自身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档次和企业的管理水平，呈现出比较积极的转型迹象。如果没有迫使其适应竞争的外部压力，它们很容易在惯性的推动下被淹没。　　企业需要改变心态，不能一遇困难就要求政府放松信贷政策。我们的经济肌体需要在适当偏紧的环境下进行锤炼。企业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多从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加强管理等方面提升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作为政府，要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下空间和时间。保持稳定的宏观环境、构建完善的体制机制，这两方面做好了，对经济结构调整有利。而要保持宏观环境的稳定，就需要把握好度，既要防止短期出现风险，消解短期内的矛盾，又不能操之过急造成新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提到，“十二五”第一年调结构、转方式的效果不尽理想，主要受制于传统发展方式的惯性和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在您看来，有哪些制度层面的问题需要改进完善？　　张军扩：根据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四个方面的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价格是调节供需和影响经济结构的最主要、最基本因素，可以说，比价关系不合理是导致粗放发展方式的“元凶”。我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甚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其价格却低于国际一般水平，远没有反映出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这突出表现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水资源、资金资源等方面。比如，我国水资源不仅总量不足，而且时空分布相当不均衡，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健全的水资源管理和价格形成体制，致使水资源低价甚至零价格，水资源粗放使用、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次是社会性规制制度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努力将价格和激励政策搞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存在较大负外部性的地方，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性规制政策的作用，使得企业生产经营对外部环境的消极影响，比如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对水质的影响、对土壤的影响、对居民的噪音干扰等等，内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也才能对污染受害者给以适当补偿。而我国长期以来不仅规制制度和政策不完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规制政策执行也不到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没有充分内化为企业内部成本，使得企业私人成本严重偏离其社会成本。对产品质量安全的规制不到位也有类似的效果，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社会的成本。　　再次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就是面向全体居民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情特点相适应的、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基本居住条件、就业服务等。国际经验充分证明，适当的基本保障制度和保障水平，不仅是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维持社会公正与和谐的需要，也是扩大国内消费、提升人力资源素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在这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不完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仅制度不同，而且标准差异较大，碎片化现象严重，制度之间衔接性较差。二是标准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国家财力增强的状况不相适应。　　最后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存在缺陷。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企业往往占有大量的国有资源，这既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频道资源等显性资源，也包括国家信誉、品牌等隐性资源。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资源都是有价的，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应当通过竞争有偿获得，而相应的收入应当进入国库，用于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国有企业一方面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获得这些资源，形成竞争优势，获得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获得利润后又不向全民的代表者政府支付红利，而是留在企业进行投资，成为企业储蓄。从而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也导致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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